Wednesday 28 July 2010

走向灭亡的旧日帝国

作者:PETER HARTCHER,国际事务评述员
发表日期:2010年3月23日
原文: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an-empire-in-decline-as-the-world-turns-upside-down-20100322-qr2t.html

世界文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大量累积的证据都指向这个结果。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平,各种迹象都强烈显示这次危机是西方加速崩溃的触媒。与此同时,谁都不再怀疑,一个强硬、崭新和代表贫穷的力量正在崛起。

历史正在疾步急行。

2008年危机爆发时,全球已经存在两个发展速度不同的经济——正当西方富裕发达的国家在闲庭散步时,相对落后贫穷的国家正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发展。危机最严峻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两者走势也日益尖锐,而且在今后的数年中,它们将更加对比明显。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不久前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中撰文指出了最终崩溃的八个伟大帝国都有的一个共同点。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法国)波旁王朝、(奥匈)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奥特曼帝国、(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苏维埃联盟,至少有一个原因,让它们最后都很快成为历史句号,那就是债务重载。

“以上讲到的每一个帝国和王朝,它们的共同点是收支极端不平衡,同时无力偿还公共债务。”他在文中以此引出美国目前的情况。

“事实上,警钟已经震耳欲聋。2009年美国赤字达到1.4万亿元,为GDP的约11.2%。这是60年来前所未有的。2010年的赤字也不会有显著下降。”今后10年内,公共债务数额预计会翻一番……债务利息将从占联邦财政收入的8%增加到17%。”

奥巴马政府昨天通过了医疗改革方案,但是这并不会在中期内让问题更加糟糕。虽然反对阵营耸人听闻的声音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是不受党派控制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是坚持认为这项改革从长远来看会对美国的赤字起到积极的影响。

虽然它意味着更多开支,但也具备优点,例如引进的全国国民医疗保险。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在第一个10年中,该项改革将会削减赤字1380亿元,第二个10年将减少赤字12000亿元。

虽然这对利润由所帮助,但却不能解决中心问题。美国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如果没有剧烈的改革,政府负债和利息将会不断如滚雪球一样增长。西方集团的另两个主要权利势力——欧洲和日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问题更加致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上周末作的演讲让人极感担忧。他说富裕国家政府财政报表上目前有着“极深的伤痕”。“我们预测,到2014年年底,经济发达国家政府的总体债务水平将会从2007年年底平均约占GDP的75%上升至GDP的110%。”他说。

这个预测的基础是乐观地认为,在今后几年,所有适用于临时解决危机的刺激政策将不再实行。利普斯基继续说:“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除加拿大和德国外,所有G7国家在2014年的债务-GDP比率都将会接近或超过100%。”

也就是说,G7另外五个发达大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届时的负债额将等于全国的经济产出。

“即使在2010年,预测已经显示经济发达国家的债务-GDP比率将会达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水平。”

上世纪50年代,他们最终都成功地摆脱了债务。但是,这一次他们是否能重新站起来呢?利普斯基指出:“这一次,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又面临着民众要求增加医疗和养老经费的压力。”

影响西方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不仅是庞大和无法持续的债务负担,同时还有他们的民众所持有的不现实的期望。选民们都要求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福利有所保障。

在欧洲数个主要大国和日本,人口老龄化已经是现实,虽然美国尚未存在这个问题。

即将发生的人口海啸将“不会是一个瞬息即过的波浪,就像上世纪50年代在富裕国家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或是是30年代出现的人口低谷。”2008年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在一份题为《白发中的强国》的报告中阐述。“它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变化。”

上一次公共债务达到如此庞大沉重的程度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超过36岁。

今天,西欧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超过40岁。这意味着更为庞大的医疗卫生和福利支出,与此同时,纳税人人数越来越少。

然而,这只是西方未来前途叵测的一部分。那些正在日益壮大的新兴权力国家呢?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具备潜力的印度尼西亚。利普斯基的报告指出:“我们预测,在经历2009年和2010年上升之后,新兴经济国家的债务-GDP比率从明年开始将会下降。”

如果没有大手笔的改革,西方国家将会走上一条漫长、昏暗和日益僵化的道路,生活水准将会持续下降,国际地位和势力也会日趋低下和薄弱。

相反,那些聚集着几乎全世界最贫穷的人口的新兴国家却将成为新权力的代表。它们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权力上占据压倒的优势。这一切成为现实将比我们预计的要短暂。

Wednesday 17 March 2010

谁站在中国资金的背后?

作者:JOHN GARNAUT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

发表日期:2010年3月17日


原文:http://www.smh.com.au/business/state-or-mate-whos-behind-china-fund-20100316-qco5.html

无论从哪里开始,通往非洲大陆最大的铁矿砂矿权地的大道小路似乎都要首先经过北京。

全球第三大矿业公司澳洲力拓(Rio Tinto)是三位在前往几内亚的路上曾停留北京的投资者之一。

第二位是BSG资源(SG Resources)——一家以色列亿万富翁斯坦美兹(Benny Steinmetz)控股的公司。BSG资源在2008年从力拓手中获得了开发西芒杜(Simandou)矿权地北半部分的权力。

几内亚政府至今没有否认斯坦美兹的宣称,与此同时力拓也没有确认这一事实。

斯坦美兹最近在北京现身,身边总有数位已经退休的老资格政府高官陪同。他们中有中国人,也有以色列人。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求合资伙伴,一起开发非洲最大的铁矿。

但是,与北京-几内亚投资高速公路上的第三位投资者相比,斯坦美兹那些关系就显得简单很多了。

中国国际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和与它有关系的多个香港以及新加坡公司在非洲的投资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主要投资在那些政权动荡的独裁国家中。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国际基金(CIF)与几内亚达成的一宗价值70亿美元投资协议最初被报道是一起伪造事件。这项协议赋予CIF在几内亚境内共同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基础设施的权利。

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CIF的资金或是它的地理政治影响力来自何处。

基金董事之一吴杨(译音)的注册住址是“东长安街14号”。矗立在这个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地址上的是一座是巨大的斯大林时代风格的楼房——中国公安部和国安部的办公楼。

王香菲(译音)是另外一名与基金多个公司有关系的董事。她同时也是在香港股市上市的多个“红筹”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今年2月,《每日商情》(BusinessDay)来到CIF总部要求采访,但是被告知所有董事会成员和经理都“去出差”了。

在这之后,《每日商情》多次致电要求采访,但是每次都得到类似的回答。无数次传真提问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根据以后出现的报道,最终与几内亚签署协议的CIF有限公司(CIF Pty Ltd)是去年七月才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CIF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是另外一家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安中國際石油控股有限公司(China Sonangol International)。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基金董事罗富洪(译音)是董事之一。

基金将活动转移至新加坡的时间恰好与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一个美国国会机构)发布报告,就基金的透明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的时间相符。

这份报告分析了和基金有关系的无数香港公司织成的网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主要人员与中国国有企业有关系,也“可能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系”。

报告指出,部分基金的主要人员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出访非洲和南美洲时出现在陪同人员的行列中。

但是,有报道说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霍正德(译音)上个月向在几内亚的国际观察人员表示,CIF不是中国政府的实体,任何针对该公司的法律行动不会影响中国和几内亚的外交关系。

这个说法与之前中国政府就CIF在全球各地引起的争议所发表的声明如出一辙。

安哥拉是基金投资的第一个地点,几乎就在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Sinopec)——中国第二大油制品生产企业——打败印度国营石油公司获得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权利的同一个时间。

基金投入了至少29亿美元(也有些报道称投资额高达98亿美元),参与安哥拉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安哥拉的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

基金的几名主要董事同时还是中石化下属企业的责任官员。其中有两家企业在安哥拉有过紧密的合作。

虽然中石化的投资和贷款程序相对比较透明,并且由安哥拉政府的财政部负责管理,但是基金将资金通过一些渠道汇入了一个特殊的银行帐号,而这个帐号由安哥拉总统的军事和情报顾问掌握管理。

安哥拉政府典型的做法是向中国银行或其他国际银行贷款,然后用于由中国大陆公司负责的建筑工程。

在众多交易中,一宗涉及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Hangxiao Steel Structure)据称价值44亿美元的住房建造工程合同引发一场中国至今最令人瞩目的内部交易调查。

杭萧股票连续10天每天在上海股市上涨停板(上涨10%),公众才得以知道该公司与安哥拉政府的合同。

“我们对中国国际基金的背景不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安哥拉建造的所有工程都有问题。”一名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官员在丑闻发生时对外界这样表示。

《凤凰周刊》上星期报道说,CIF在安哥拉的多个工程目前已经停工,原因是公司没有按时支付承包商的费用。

这份由一个同样背景不明的香港集团控制的杂志宣称,为基金工作的罗富洪和王香菲这对夫妻只是傀儡,而在背后控制他们是一个神秘人物。他有很多名字,有时称自己为徐三墨。

据称,这位徐姓男子与安哥拉的军队有关系。根据源自不同的中文博客和香港媒体的消息,徐与安哥拉的关系是从该国内战时期开始的。

具理肇(译音)是美国国会报告中另外一名被指名道姓,与基金在安哥拉有关系的人物。他曾经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

去年11月份,安中國際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与津巴布韦政府签署了一份价值80亿美元的合同,内容涉及建筑和资源勘探开采。

虽然总统穆加贝今年曾多次赞扬中国对津巴布韦的贡献,中国政府则一直对签署合同一事保持冷淡的态度。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推扬中华企业”只不过是一句用来鼓励所有海外中国人把商业利益和爱国情怀紧紧系在一起的口号。

本月初,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名委员之一——在政协发表讲话,向那些努力加强和促进与世界各地海外华人关系的代表们表示了祝贺。

“他们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他说。

今天,中国大陆各行各业的每一家企业,无论大小和规模,都身披红旗,极力与官僚政客甚至银行经理发展关系。尤其在是否能确保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工业经济提供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的今天,这样做越发显得重要。

在最新成立的能源政策协调委员会名单上,有人注意到了国安部部长和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名字。

虽然斯坦美兹与几内亚的关系在2008年12月几内亚总统康蒂(Lansana Conte)被暗杀后侥幸得以存活(他与康蒂的第四任夫人有着亲密的关系),但是对康蒂接班人卡马拉( Moussa Dadis Camara)失败的暗杀行动却伤害了他与该国的关系。

在中国退休高官的陪同和引荐下,斯坦美兹正在忙碌地寻找中国合作伙伴,联手开发力拓在西芒杜矿权区属于他的那部分。

“他为了让工程早日开始,正忙于找人,连他们的狗也不放过。”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

中铝公司已经拒绝了他的“求婚”。

“中铝没有答应,因为这不是专业的做法。”中铝的王文甫去年告诉《每日商情》。

关注力拓与中铝谈判的观察家分析说,如果他们最终在西芒杜铁矿开采工程上成为合资伙伴,这将是对中国政府的一次考验,能检验他们对类似中国国际基金这类新兴公司的真实态度。

良知资本主义, 前景美好

作者:Peter Hartcher — 《悉尼晨锋报》国际事务编辑

发表:悉尼晨锋报,2010年3月16日

原文标题和链接:Wondrous vision of capitalism with a conscience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已有过了一次重大的突破。他创建的“微额信贷”彻底改变了“援助”的概念。这些小至20元的贷款让数以百万的农民摆脱了贫困。2006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的他的努力。

今天,他正在极力实现第二次突破。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要改变资本主义,但并不是要摧毁它。“我没有要求割舍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部分。”尤努斯在上周访问澳大利亚时说,“我正在做的是为它增加一点东西。”

是什么呢?我猜想是一种实质。尤努斯要给资本主义一个灵魂。

他当然没有用这个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想法,而是描述了一种他称为“社会企业”的东西。社会企业首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商业实体,但是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它为解决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而建立,投资者收回最初的投资,但仅此而已。企业的盈利返回用于企业。

它不是慈善组织,也不是非政府机构。慈善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忙于筹款的一半时间和精力只是为了保持它们自身的运作。

社会企业从筹集应该所需的资本开始。它不是巧取政府补贴的特洛伊木马。一个社会企业必须能自食其力并生存。社会企业已不只是一个概念。他的格莱珉(Grameen)集团目前建立了四个这样的企业。他这次来澳大利亚的目的就是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企业出现。到目前为止,他创建的社会企业全部都以合资形式与全球商业巨头合作。格莱珉在2006年与法国跨国食品公司达能集团合作,让孟加拉国的贫困儿童能以大约10分钱的价格买到一份高营养酸奶。

同样,格莱珉-阿迪达斯推出每双一元的鞋子,以这个方式减少和防止孟加拉国人的足疾发病率。格莱珉-维奥利亚出售价格低廉的饮用水;BSF-格莱珉出售便宜的浸泡杀虫剂的蚊帐来预防疟疾。

“这仅仅是开始。”尤努斯说,“无论有什么问题,你都能通过社会企业来解决。面对问题你可以作个选择:你可以喋喋不休地抱怨,或是向政府提意见,要求它们有所行为。你也可以创建一个社会企业,来解决这个问题 。”

正如尤努斯在《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中说的,“把全世界所有社会问题推给政府,简单地说‘这个问题你来解决’,是个一个非常诱人的方案。但是,如果这个方法有效,全世界的问题早就应该消失了。”

需要让更多人就业吗?需要开发更多可更新的能源吗?你都能通过合适的社会企业来达到目的。尤努斯对此坚信不疑。

“我不久前在日本听到每个人都在讲自杀问题,每天有100个人自杀。在这儿,大家都在讲原住民寿命问题。事实上,你可以创造社会企业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要把钱投入一个最多只能让你收回投资的生意呢?

因为传统企业的发展只是人性一个方面外延。他说:“这是人性中利己性的一面。但是人性同时还有利他性的一面,社会企业是这一特性的表达渠道。这两面只有共同存在才具备真实意义。

“我可以为这个世界留下功绩,而不仅仅是留下钱。在生命结束的时候问自己,这一生值得吗?现在,你的一生就是忙于累积金钱,然后说再见。生命仅此而已吗?”

尤努斯因为发明了微额信贷而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他相信社会企业不仅能为贫困国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同时也能为富人带来精神目标。

在全球层面上,尤努斯对目前由企业引领的目标单一的全球化提出挑战。全球经济中有一整个行业“忽视了穷人,对全世界一半人视而不见。”他在书中指出。“这些领域中的企业专注向一部分人销售他们并不需要的奢侈品,因为这能赚取最多的利润。”

“我是市场经济的信徒,相信它是激发所有人的灵感和追崇自由的动力源泉,而不是保护少数精英的围墙。”

尤努斯在鼓励公司企业发掘它们的灵魂的同时相信社会企业的未来并不需要依赖这些大企业的善心。“任何人都可以创建社会企业。你不必是一个巨型公司。很多退休人士拥有技术和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有能力创建社会企业。”

尤努斯质问发达国家中的父母如何激励自己的子女。“在富有国家,年轻人想知道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父母经济富裕,房子汽车一应俱全,新鲜玩艺一样不缺——‘那么,我该有怎样的生活呢?’”

“你可能是一家大公司的CEO。你和自己17岁的女儿或是21岁的儿子一起吃早餐的时候,你们几乎无话可说。”

“但是,一旦当你们谈起如何创建一个社会企业,当你们彼此提问,希望解决哪些社会问题时,你们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彼此有话可谈。这个理念对年轻人的激励尤其明显。”

澳大利亚也有相同的情况。目前在全澳四所商业学院教授社会创业课程的前澳大利亚民主党领袖科诺(Cheryl Kernot)确认说:“所有课程都已招生满员,这些需求都是来自学生。”

社会企业在澳大利亚已经初露头角。澳大利亚社会创业公司(Social Ventures Australia)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它的创办人是特瑞尔(Michael Traill)。他说ABC Goodstart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ABC Learning幼儿园集团破产后,ABC Goodstart购买了它的一部分资产。它现在有678个中心,每年收入将近6亿元。但是新公司的结构和运作并不以盈利为目标,而是提供实惠和高质量的托儿服务。

当然还有其他公司,特瑞尔表示,但是总体上讲,澳大利亚真正的社会企业“根本不存在”,总计资金也才是几千万元而已。然而,社会企业的前景美好,潜力无穷。

尤努斯说“现代资本主义榨干了我们的精神”,社会企业则创造了重新找回这些精神并使之发展的空间。

Saturday 13 March 2010

互联网管制:澳大利亚与伊朗和北朝鲜为伍

原文标题:Australia on internet watchlist with Iran, North Korea

作者:ASHER MOSES和ARI SHARP

发表日期:2010年3月12日(发表于《悉尼晨锋报》)


澳大利亚因提倡推行互联网审查制度被一家国际著名媒体组织列入黑名单,与伊朗和北朝鲜同为互联网自由的威胁者。

位于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 RSF)在星期四公布的题为《互联网的公敌》报告中将澳大利亚和南韩列入“受关注国家”名单。

澳大利亚榜上有名的原因是政府计划管制网站发布刊登与诸如强奸、使用毒品、人兽性交和儿童性侵犯等有关的内容。

有关人士批评说,这个计划如若实施会导致大量信息遭到屏蔽,而不仅限于那些肮脏的内容。这是一个错导的行为,将会危害公民自由权。

联邦政府通讯部长康罗尔(Stephen Conroy)已经表示,他计划在下个星期前要求国会引进法例,规定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全澳大利亚范围内屏蔽被列入“拒绝分级”黑名单上的内容。

政府是否会按期这样做目前尚不清楚。康罗尔的发言人表示“只有经本党委员会和内阁考虑后”才会引进相关法例。

在这次被列入“互联网公敌”名单之前,互联网提供商协会去年七月在伦敦召开的年会上还授予了康罗尔“年度互联网恶棍”的称号。

互联网行业协会行政经理克罗尼斯(Peter Coroneos)指出这份最新的报告反映了国际行业各界对提议的互联网过滤软件的认可程度。

“这是对澳大利亚敲响的警钟。虽然陆克文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实施强制性过滤政策会在国际上伤害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的形象。”他说。

“那些相对较闭塞的国家会借我们的行为来为他们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作辩解,虽然我们一再表示这其中有本质的区别。强制过滤就是强制过滤,无论外表是什么颜色。”

康罗尔的发言人在为这项互联网过滤政策辩护时解释,有形媒体目前已经被禁止通过非互联网渠道传播列入“拒绝分级”清单的内容。

“根据澳大利亚现有审查和分级条规定例,这类内容禁止通过书报店出售。你不会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也不能在电影院内或DVD上看到。电视也不能播放。”她说。

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过滤计划是否能够成为法律取决于自由党(反对党)的态度和立场。绿党已经表示反对引进这部法规。

虽然反对党尚未表明他们的最终立场,但是影子财政部长赫吉(Joe Hockey)昨晚在格拉藤研究院(Grattan Institute)的演讲中说该政策“恐怕难以实际推行”。他表示自己担心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网站被屏蔽,而如何管理孩子使用互联网应该是父母的责任,不能依赖政府制定政策。

赫吉的发言人今天出面澄清说,影子部长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反对党已经决定反对政府互联网管制提案。反对党尚未就此作出决定。

根据RSF报告,南韩“严格的法律为互联网用户制造了种种限制,在挑战他们保持匿名权利的同时又不断地宣传自我审查。”

“这些国家让我们非常担心,因为它们实施的措施对互联网的自由表达权利会产生负面影响。”RSF秘书长朱利亚德(Francois Julliard )在星期四举行的互联网颁奖仪式上说。

俄国和土耳其也被添入“受关注国家”名单中,这一级别低于RSF的“互联网公敌”分类。目前在“互联网公敌”群体中有12个国家被视为网络自由的最大破坏者。

它们包括沙特阿拉伯、缅甸、中国、北朝鲜、伊朗和越南。

“中国目前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网民囚犯,有72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第二名是越南,伊朗紧随其后。在过去数月中,这些国家都向无数网站发起了残酷的攻击。”RSF报告指出。

美国互联网巨人Google高级经理杜鲁蒙(David Drummond)表示政府干预在线自由的“趋势让人震惊”,而且不仅仅出现在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

他特别提到澳大利亚倡议的计划,表示“审查制度涉及范围很大,完全可能包括那些具有争议性的社会和政治内容。”

澳大利亚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便最初是一个无害的愿望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审查幽灵。在欧洲,甚至在法国,目前存在不少因素正吸引政府踏上互联网过滤这条下滑的小路。”

就在上个月,康罗尔要求YouTube遵照他的过滤计划审查视频内容。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政策总监弗林(Iarla Flynn)说:“简单地说,‘拒绝分级’条例规定的范围太广了,让人质疑其实这是否是对获取信息的限制。”

任何能被用作指导犯罪行为的内容都可被列入“拒绝分级”黑名单。从随地涂鸦到极具政治争议的安乐死都属于灰色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让公众了解这些问题并展开讨论对保障民主至关重要。”

原文:http://www.smh.com.au/technology/technology-news/australia-on-internet-watchlist-with-iran-north-korea-20100312-q23p.html

Monday 8 March 2010

杜拜——浑沌都市的秘密始为世界关注

原文标题:The world's spotlight shines on a murky Dubai — and its secrets

作者:马哈·穆加拉比——《时代报》国际新闻编辑

发表日期:2010年3月8日

玛哈姆得·马布胡(Mahmoud al-Mabhouh)在(阿联酋)杜拜被暗杀的息公布后,(澳大利亚)《时代报》驻中东记者库所克斯(Jason Koutsoukis)随即采访了一名目前在私营企业从事保安工作的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

伊特曼——他喜欢别人这么称呼——当时的回答无不充满自信。

“杜拜警方说他们已经确认了七名嫌疑犯的真实身份,”他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至今没有公布详情呢?他们说从保安闭路电视上可以看到进入马布胡的客房的那些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录像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他们目前掌握的线索、照片或是录像无法证明任何问题。”

几天后,杜拜当局公布了数十名嫌疑犯的护照资料、保安录像和行动细节,不仅击破了伊特曼的大话,还引发了一场国际外交骚乱。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很久以来,杜拜是一个能让人大有收获的地方,无论是赚钱还是在其他方面。1990年代中期,我当时是驻那里的记者。记得有一天办公室里谈论的都是一个名叫苏尼尔·斯旺特(Sunil Sawant)黑社会成员大白天在一家繁忙的购物商场内遭到枪杀身亡的新闻。

斯旺特是达乌德·伊伯拉罕(Dawood Ibrahim)的副手。人称“印度教父”的伊伯拉罕曾涉嫌操纵板球比赛,并且与1993年恐怖分子在孟买投放炸弹事件有牵连。

杜拜当局很快逮捕了刺杀斯旺特的凶手,将他们送上死刑台。但是,如果想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细节,你可能需要特别仔细地阅读印度媒体的报道才行。根据印度官方报道,黑社会刺杀事件并没有在“这个繁华城市”发生。

显然,这样的媒体审查过滤在当今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日益发达的时代显得非常可笑。当我在2003年再次前往杜拜采访任职已有30多年的警察署长达赫·卡法·塔明(Dahi Khalfan Tamim)时,他拿出一堆旧报纸,上面刊登了阿联酋在对付印度黑社会问题上遇到的种种麻烦。

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我们依然如隔雾看花。杜拜在波斯湾的地位迫使它必须非常谨慎地行走于政治平衡木上。 这里是美国军队的操场,同时也是力图挣脱制裁的伊朗通往外界的主要管道。

这里曾有两个卫星电视频道,向巴基斯坦传送不受媒体审查限制的新闻。但是当身陷困境的军人政府领袖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在2007年11月要求将它们关闭时,杜拜顺从地答应了。

尽管杜拜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但是它也与以色列保持和发展贸易关系,虽然总是通过第三国来达到目的。

从一个地区中枢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玩家,杜拜依靠的就是与其他玩家眉来眼去,同时又让他们摸不透自己手中捏的牌。去年三月,车臣领袖苏林·雅玛德耶夫(Sulim Yamadayev)在一家豪华的海滩度假村公寓地下车库被枪杀,杜拜警方随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七名俄国公民,包括一名国会议员。但是,与这次马布胡暗杀案不同是,媒体没有对那次事件作大肆报道。

如果以色列真是暗杀哈马斯头目的幕后黑手,或许他们原以为可以利用杜拜希望极力避免引起国际争议的一贯做法而让人不知。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一种可能就是杜拜作为一个品牌正受到各方面的严厉审视。面对令人担忧的巨额债务(国际货币基金估算已经达到$US1090亿,并且还在上升)以及投资者对所受待遇的不满,阿联酋接受了其金融顾问让运作更加开放的建议,史无前列地公布了2009年预算详细资料。

同时为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旅游和重大活动的首选地点,整个城市改造了无数商店商场,力求为到访者创造安全的环境。杜拜学者希奥多·卡拉斯科(Theodore Karasik)最近强调说“阿联酋的保安机构……有能力减少和摧毁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这些话听来似乎有马后炮的味道。但是,正如处理债务问题一样,阿联酋的执政者也许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这些事件牵着鼻子。

以色列资深记者约西·梅尔曼(Yossi Melman)接受ABC晚间热线节目采访时对马布胡案件也没能作出深层评论。在国安事务上,以色利的媒体有它们自己的一套审查制度。然而,他正确地指出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杜拜所作出的反应是让自己站在最有利的一边。

还有一个问题,那些护照被冒用的国家是否愿意继续推开杜拜已经微微开启的大门,或是他们认为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心照不宣。

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介入协助调查2002年巴厘岛爆炸事件时,他们为整个地区做了一件好事。现在,他们有着相似的机会来帮助中东地区,当然前提是他们的政治主人是否有这个意愿。


原文: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the-worlds-spotlight-shines-on-a-murky-dubai-x2014-and-its-secrets-20100308-pqs6.html

Sunday 7 March 2010

中国拒绝艾滋病作家入境

原文标题: Author with HIV refused China visa

作者:麦肯·诺克斯——《悉尼晨锋报》

发表时间:2010年3月6日

获奖作家罗伯特·德塞克斯(Robert Dessaix)原计划在下周与一个作家和出版商代表团前往中国。但是,中国以他是艾滋病患者为由,拒绝向他签发签证。

今年65岁的德塞克斯原定今天启程前往上海,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图书节。他和Les Murray、Alexis Wright、Alice Pung、Morris Gleitzman以及其他国际畅销图书作家,如Louis de Bernieres、Scott Turow和Junot Diaz等,将在图书节上作主题演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邀请外国作家人数最多的一次图书节。德塞克斯的名字昨天晚上还出现在图书节活动的清单上。

按原计划,他将在今后八天前往北京和成都的多个大学和书店演讲,包括与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瑞拉比作公共访谈。这项活动现在显然只能取消了。

“只有中世纪才会这样。这让我感到碰了一鼻子灰。不仅感到羞辱,而且感到侮辱。”德塞克斯说。“(政府)最高层曾代表我出面干涉,但他们还是拒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冷待不光是针对我个人,同时还针对了澳大利亚。”

德塞克斯从未去过中国,他在一个月前提交了签证申请。根据有关申请的规定,艾滋病不会对申请人造成不利影响。他诚实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德塞克斯从未参与过与中国有关的政治活动。他说,澳洲官员告诉他虽然中国方面没有具体解释拒绝签证的理由,但是他们相信他的身体状况是一个问题。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外交事务部拒绝就个案作任何评论。

《悉尼晨锋报》未能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取得联系,听取他们对此事的评论。

德塞克斯将返回他在(塔斯梅尼亚州)侯巴市的家。


原文:http://www.smh.com.au/world/author-with-hiv-refused-china-visa-20100305-pozb.html

Friday 5 March 2010

土地纠纷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线

原文标题:
China's land disputes at crisis point as revolutionary turmoil beckons, says professor of disenfranchised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日

作者:约翰·伽诺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

当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与一位广受尊敬的中国学者见面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由此会造成的种种“麻烦”。

当然,于建嵘 — 他希望会见的中国教授 — 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加了解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和政治现状了。

时间是2008年3月,西藏发生暴乱的月份,也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即将在北京大学作其反应强烈的人权演讲前的几个星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于教授的单位 — 向中央宣传部请示,并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们(社科院)当时特别紧张。因为通常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于教授在(2009年)12月26日在北京律师协会演讲时谈到这件事。他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出现在一些中文网站上。

“所以我们单位就行动起来了,就像你们律师一样,事先开会,组织大家猜对方将可能问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回答等等。”他回忆说。

当讲起中国政府官员如何谨慎地安排回答问题主次时,于教授的语气中无不充满自嘲。看来官僚主义的那一套让他感到拘谨。

就在(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拉比博士提出与于教授见面的要求之前不久,这位中国学者打扮成农民,在北京的“请愿村”生活了数个星期,考察了解居住在这里的那些同胞明知希望渺茫却坚持寻求公理的原因。

出于某些原因,于教授似乎能在中国社会政治底层社群和上层精英团体之间的巨大沟壑之间自由地来回跨越。当没有深入那些要求获得国家公正待遇的农民和工人群体中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与官员们开会访谈,与政府部长们讨论政务,陪同最高层的领导们乘坐贵宾客机四处视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于教授在诸多方面所作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和分析成了他的政治保护伞。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与国外媒体交谈,因为他不想知道这顶保护伞的牢固程度。

根据中国另外一名著名学者提供的情况,中央宣传部不久前拨出一笔数额不菲的专款,要求于教授调查研究全国各地频频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一名真正的专家来发现这些问题”。

回到2008年。拉比博士的问题正中要害,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囊机构和全球最强大的宣传机器,甚至于教授,都一时无法招架。

“最后,他来了,但是没有问一个我们认为他会问的问题。”于教授告诉出席会议的律师们。

“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三个地区的中国农民在2007发表宣言,宣布土地私有化。如果有一天全中国农民都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当时就晕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预先准备。我回答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目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拉比博士的问题针对的是2007年12月在黑龙江、陕西和天津三个地区农民宣布土地私有化,并实施分地的一系列事件。我曾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次冲突,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界。可以说是一场情况非常严重的土地冲突,几乎是一场战争。

这场奥运前的革命小高潮虽然已经退去,但是其带来的冲击并未完全消失。今天,中国宪法依然不承认农民的个人土地所有权。放弃土地一向被认为是全心全意跟随共产党的最基本的实际行动。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中心。

生活贫穷的农民没有属于他们的财产可以有效地用于交易或是抵押贷款。土地往往是他们唯一的财产。但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狐朋狗友们正在不断地变相占取他们的土地,以远远高于征收的价格转售给发展商。从中牟取的暴利则成为政府的财政来源甚至是个人的“灰色”收入。

廉价和以不义手段得来的土地成了目前推动建筑行业和工业生产日益发展的动力。根据UBS经济分析员王涛的研究,地方政府去年售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2%。其他经济学家也不断地发出警告,一旦系统崩溃将给地方政府和银行金融系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提出严厉警告并采取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干预,政府官员强抢巧取农民土地的事件有增无减。

“自2004年以来,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致命问题。”于教授表示。中央政府在那一年废除了农业税,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掘其他可以代替税收的财政收入。

“在抗议税收时,农民们通常把矛头指向各县和乡镇政府。但是在各种土地纠纷中,他们的抗议目标是市、省甚至中央政府。”他说,“最重要的是,大规模暴乱事件日益增加。”

其中不乏黑社会成员兴风作浪,大打出手。

“目前,90%的土地纠纷事件有黑社会背景。”于教授表示。

他认为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机的关口。

“矛盾加深导致社会压力膨胀,导致所有人感到无路可走,进而逼迫各种社会势力寻找一个共同底线。”于教授说,“社会将出现日益严重的动荡,所有社会秩序将被摧毁。”

“选择只有两个。第一,对毁灭性后果的恐惧或许会让各个利益团体退让妥协,达成一个理智的共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合理的底线。第二,如果这样的妥协没有出现,那么一场将会动摇根基的革命就有可能出现。”

在第一个选择中,什么是“理智的妥协”呢?它也是一场革命:那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不再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不要谈什么思想意识,不要回头看毛泽东的年代,也不要谈邓小平时期。捍卫我们的宪法,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于教授表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一切都无法得到保障。一次又一次,我们被打得落荒而逃。我们能坚守住这一道最后的防线吗?”

原文:http://www.smh.com.au/business/chinas-land-disputes-at-crisis-point-as-revolutionary-turmoil-beckons-says-professor-of-disenfranchised-20100228-pb4n.html

Thursday 4 March 2010

过时的政治流氓伎俩让马来西亚成为国际笑柄

原文标题:Outdated political thuggery embarrasses Malaysia
发表时间:2010年2月23日



作者:彼得∙哈切 — 《悉尼晨锋报》国际事务编辑




愚蠢的集权者们用军队、打手和枪杆子弹镇压对手,而法律和法庭则是聪明集权者的首选武器。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属于前者;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属于后者。
从表面上来看,选举、议会和“独立运作”的法庭反映了李马执政下的国家民主机制的良好运作,但是在这幅帷幕的背后,整个系统其实已被剖腹清肠,而目的就是要保证执政党能够继续掌权。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掌新加坡政权已长达五十年,他们常用的简单伎俩就是控告反对党成员诽谤。驯服听话的法庭判决被告必须支付巨额赔偿金,结果当然是被告破产、被监禁或是流亡国外。
亚洲人权观察总干事费尔∙罗伯逊上个月发表评论说:“新加坡可以说是政治压制的范例。”对这位爱管闲事的西方人,新国政府的反应是耸耸肩膀说:“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清廉和透明的政府。”
军人住在兵营中,也没有打手队在凌晨三点砸开老百姓的家门。一切都是合法的,难道你看不见吗?外国投资者当然与政府夫唱妇随,乐得其所。但是,当执政党掌握了一个国家议会98%的席位后会有什么后果呢?你可能会问,国会依然是选举产生的,这难道还不够吗?
虽然前总理李光耀在1990年就已卸任,他现在的头衔只是内阁资政——一个专为他设立的内阁职位——但是他建立的系统依然得到承传光大。由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吴作栋和现在的李显龙——李的儿子,与自己的前任和老爹一样聪明,极力保护着这个权力系统的表面合法性。
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虽然从未具备李光耀那样的含蓄和圆滑,但他依然不失为一名聪明的集权者。他把司法系统变为自己的扯线木偶,通过它来为所欲为。最令人侧目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马哈蒂尔先是抱怨法庭“过于独立”,随即罢免了律政部长和首席大法官,同时还命令五名最高法院主审法官停职。从此之后,法庭再也没有给马来西亚国家阵线党带来任何麻烦。至今为止,国阵党和它的前身已在马来西亚连续执政长达五十四年。
毫无疑问,借助司法机制废黜法官比用枪杆和子弹镇压示威者要来得聪明。法庭上的大屠杀场面远远不够精彩,不能带来收视率,所以你别指望会在CNN上看到实况转播。这些事件就这样躲过了全世界人的眼睛。但是,这并不能减轻它们的强权镇压的本质。当马哈蒂尔在1998年大选中面对副总理和法定接班人安华∙尹博尔汉的权力挑战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借法律之手来清除这位魅力十足又比自己年轻的对手。
他公然导演了一幕政治闹剧,以鸡奸罪罪名逮捕了安华。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保守国家,鸡奸是一项十恶不赦的罪名。即使在今天,鸡奸罪最高刑罚可达20年监禁。警察特别侦缉科伪造证据,胁迫证人提供伪证。安华从警察拘留所被带进法庭时,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乌青。以后证实,这是警察总长殴打安华所致。
法庭的最后判决当然可想而知。法庭认定安华鸡奸助手和演讲撰稿人穆纳瓦∙阿尼斯罪名成立,判处这位前副总理监禁六年。现在定居美国的穆纳瓦在事件过去后表示自己是受到威胁逼迫才违心指证安华的。“在被马来西亚警察特别侦缉科拘留的那些日子,我知道了被迫与妻子和孩子分离是怎样的感觉。”穆纳瓦上个月在《华尔街时报》撰文说。
“我知道了被搜身和拘禁的滋味——不能打电话、双手被铐、双眼被蒙住、赤身裸体、无止境的审问、被羞辱、被人注射药物、被剥夺睡眠、被虐待和拷打……还有胁迫勒索,警察律师的威吓,凌辱折磨,最后才不得不作出完全是违心虚假的坦白。”
安华一案使马来西亚政府受到来自国际各界安华崇拜者的巨大压力,这些崇拜者中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英国现总理高顿∙布朗。2003年恰逢马哈蒂尔退休卸任总理职务,法庭借此机会重审安华案并推翻了原先的判决。2004年,安华被释放出狱。
他在2008年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重回政坛,成为国家阵线党的对手。他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让反对党在选举中小有成就。2008年3月,在安华的挑战下,国阵党虽然大选获胜,但是失去了他们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三分之二大多数国会议席。
面对安华势力,国阵党总理纳杰布∙拉扎克使出了马哈蒂尔曾经用过的招数。执政党大选受挫后四个月,安华再次被捕,再次以鸡奸罪被控入狱,如出一辙的一场政治闹剧再次公然上演。《星报》称这个案件为“鸡奸案续集”。
安华究竟为何让对手如此惧怕呢?
“就目前情况来看,”新南威尔士州大学专家卡尔∙泰亚解释说,“除安华外,没有一位领袖有能力将一个穆斯林政党和一个华人政党团结起来组成反对同盟,也没有其他人有能力承担总理的职能,也没有其他人拥有安华所具备的经验和国际知名度。”
这个贻笑万邦的案子只能显示出纳杰布政府的绝望和卑劣,也让马来西亚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如果说在马哈蒂尔时期这样操纵司法或许还能算得上是聪明的集权统治手段,那么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这样做等同于把马来西亚的未来当儿戏。
原文: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outdated-political-thuggery-embarrasses-malaysia-20100222-orn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