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灭亡的旧日帝国

作者：PETER HARTCHER，国际事务评述员
发表日期：2010年3月23日
原文：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an-empire-in-decline-as-the-world-turns-upside-down-20100322-qr2t.html

世界文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大量累积的证据都指向这个结果。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平，各种迹象都强烈显示这次危机是西方加速崩溃的触媒。与此同时，谁都不再怀疑，一个强硬、崭新和代表贫穷的力量正在崛起。

历史正在疾步急行。

2008年危机爆发时，全球已经存在两个发展速度不同的经济——正当西方富裕发达的国家在闲庭散步时，相对落后贫穷的国家正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发展。危机最严峻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两者走势也日益尖锐，而且在今后的数年中，它们将更加对比明显。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不久前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中撰文指出了最终崩溃的八个伟大帝国都有的一个共同点。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法国）波旁王朝、（奥匈）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奥特曼帝国、（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苏维埃联盟，至少有一个原因，让它们最后都很快成为历史句号，那就是债务重载。

“以上讲到的每一个帝国和王朝，它们的共同点是收支极端不平衡，同时无力偿还公共债务。”他在文中以此引出美国目前的情况。

“事实上，警钟已经震耳欲聋。2009年美国赤字达到1.4万亿元，为GDP的约11.2%。这是60年来前所未有的。2010年的赤字也不会有显著下降。”今后10年内，公共债务数额预计会翻一番……债务利息将从占联邦财政收入的8%增加到17%。”

奥巴马政府昨天通过了医疗改革方案，但是这并不会在中期内让问题更加糟糕。虽然反对阵营耸人听闻的声音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是不受党派控制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是坚持认为这项改革从长远来看会对美国的赤字起到积极的影响。

虽然它意味着更多开支，但也具备优点，例如引进的全国国民医疗保险。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在第一个10年中，该项改革将会削减赤字1380亿元，第二个10年将减少赤字12000亿元。

虽然这对利润由所帮助，但却不能解决中心问题。美国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如果没有剧烈的改革，政府负债和利息将会不断如滚雪球一样增长。西方集团的另两个主要权利势力——欧洲和日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问题更加致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上周末作的演讲让人极感担忧。他说富裕国家政府财政报表上目前有着“极深的伤痕”。“我们预测，到2014年年底，经济发达国家政府的总体债务水平将会从2007年年底平均约占GDP的75%上升至GDP的110%。”他说。

这个预测的基础是乐观地认为，在今后几年，所有适用于临时解决危机的刺激政策将不再实行。利普斯基继续说：“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除加拿大和德国外，所有G7国家在2014年的债务-GDP比率都将会接近或超过100%。”

也就是说，G7另外五个发达大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届时的负债额将等于全国的经济产出。

“即使在2010年，预测已经显示经济发达国家的债务-GDP比率将会达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水平。”

上世纪50年代，他们最终都成功地摆脱了债务。但是，这一次他们是否能重新站起来呢?利普斯基指出：“这一次，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又面临着民众要求增加医疗和养老经费的压力。”

影响西方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不仅是庞大和无法持续的债务负担，同时还有他们的民众所持有的不现实的期望。选民们都要求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福利有所保障。

在欧洲数个主要大国和日本，人口老龄化已经是现实，虽然美国尚未存在这个问题。

即将发生的人口海啸将“不会是一个瞬息即过的波浪，就像上世纪50年代在富裕国家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或是是30年代出现的人口低谷。”2008年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在一份题为《白发中的强国》的报告中阐述。“它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变化。”

上一次公共债务达到如此庞大沉重的程度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超过36岁。

今天，西欧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超过40岁。这意味着更为庞大的医疗卫生和福利支出，与此同时，纳税人人数越来越少。

然而，这只是西方未来前途叵测的一部分。那些正在日益壮大的新兴权力国家呢？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具备潜力的印度尼西亚。利普斯基的报告指出：“我们预测，在经历2009年和2010年上升之后，新兴经济国家的债务-GDP比率从明年开始将会下降。”

如果没有大手笔的改革，西方国家将会走上一条漫长、昏暗和日益僵化的道路，生活水准将会持续下降，国际地位和势力也会日趋低下和薄弱。

相反，那些聚集着几乎全世界最贫穷的人口的新兴国家却将成为新权力的代表。它们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权力上占据压倒的优势。这一切成为现实将比我们预计的要短暂。

谁站在中国资金的背后？

作者：JOHN GARNAUT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

发表日期：2010年3月17日


原文：http://www.smh.com.au/business/state-or-mate-whos-behind-china-fund-20100316-qco5.html

无论从哪里开始，通往非洲大陆最大的铁矿砂矿权地的大道小路似乎都要首先经过北京。

全球第三大矿业公司澳洲力拓（Rio Tinto）是三位在前往几内亚的路上曾停留北京的投资者之一。

第二位是BSG资源（SG Resources）——一家以色列亿万富翁斯坦美兹（Benny Steinmetz）控股的公司。BSG资源在2008年从力拓手中获得了开发西芒杜（Simandou）矿权地北半部分的权力。

几内亚政府至今没有否认斯坦美兹的宣称，与此同时力拓也没有确认这一事实。

斯坦美兹最近在北京现身，身边总有数位已经退休的老资格政府高官陪同。他们中有中国人，也有以色列人。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求合资伙伴，一起开发非洲最大的铁矿。

但是，与北京-几内亚投资高速公路上的第三位投资者相比，斯坦美兹那些关系就显得简单很多了。

中国国际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和与它有关系的多个香港以及新加坡公司在非洲的投资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主要投资在那些政权动荡的独裁国家中。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国际基金（CIF）与几内亚达成的一宗价值70亿美元投资协议最初被报道是一起伪造事件。这项协议赋予CIF在几内亚境内共同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基础设施的权利。

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CIF的资金或是它的地理政治影响力来自何处。

基金董事之一吴杨（译音）的注册住址是“东长安街14号”。矗立在这个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地址上的是一座是巨大的斯大林时代风格的楼房——中国公安部和国安部的办公楼。

王香菲（译音）是另外一名与基金多个公司有关系的董事。她同时也是在香港股市上市的多个“红筹”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今年2月，《每日商情》（BusinessDay）来到CIF总部要求采访，但是被告知所有董事会成员和经理都“去出差”了。

在这之后，《每日商情》多次致电要求采访，但是每次都得到类似的回答。无数次传真提问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根据以后出现的报道，最终与几内亚签署协议的CIF有限公司（CIF Pty Ltd）是去年七月才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CIF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是另外一家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安中國際石油控股有限公司（China Sonangol International）。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基金董事罗富洪（译音）是董事之一。

基金将活动转移至新加坡的时间恰好与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一个美国国会机构）发布报告，就基金的透明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的时间相符。

这份报告分析了和基金有关系的无数香港公司织成的网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主要人员与中国国有企业有关系，也“可能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系”。

报告指出，部分基金的主要人员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出访非洲和南美洲时出现在陪同人员的行列中。

但是，有报道说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霍正德（译音）上个月向在几内亚的国际观察人员表示，CIF不是中国政府的实体，任何针对该公司的法律行动不会影响中国和几内亚的外交关系。

这个说法与之前中国政府就CIF在全球各地引起的争议所发表的声明如出一辙。

安哥拉是基金投资的第一个地点，几乎就在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Sinopec）——中国第二大油制品生产企业——打败印度国营石油公司获得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权利的同一个时间。

基金投入了至少29亿美元（也有些报道称投资额高达98亿美元），参与安哥拉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安哥拉的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

基金的几名主要董事同时还是中石化下属企业的责任官员。其中有两家企业在安哥拉有过紧密的合作。

虽然中石化的投资和贷款程序相对比较透明，并且由安哥拉政府的财政部负责管理，但是基金将资金通过一些渠道汇入了一个特殊的银行帐号，而这个帐号由安哥拉总统的军事和情报顾问掌握管理。

安哥拉政府典型的做法是向中国银行或其他国际银行贷款，然后用于由中国大陆公司负责的建筑工程。

在众多交易中，一宗涉及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Hangxiao Steel Structure）据称价值44亿美元的住房建造工程合同引发一场中国至今最令人瞩目的内部交易调查。

杭萧股票连续10天每天在上海股市上涨停板（上涨10%），公众才得以知道该公司与安哥拉政府的合同。

“我们对中国国际基金的背景不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安哥拉建造的所有工程都有问题。”一名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官员在丑闻发生时对外界这样表示。

《凤凰周刊》上星期报道说，CIF在安哥拉的多个工程目前已经停工，原因是公司没有按时支付承包商的费用。

这份由一个同样背景不明的香港集团控制的杂志宣称，为基金工作的罗富洪和王香菲这对夫妻只是傀儡，而在背后控制他们是一个神秘人物。他有很多名字，有时称自己为徐三墨。

据称，这位徐姓男子与安哥拉的军队有关系。根据源自不同的中文博客和香港媒体的消息，徐与安哥拉的关系是从该国内战时期开始的。

具理肇（译音）是美国国会报告中另外一名被指名道姓，与基金在安哥拉有关系的人物。他曾经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

去年11月份，安中國際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与津巴布韦政府签署了一份价值80亿美元的合同，内容涉及建筑和资源勘探开采。

虽然总统穆加贝今年曾多次赞扬中国对津巴布韦的贡献，中国政府则一直对签署合同一事保持冷淡的态度。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推扬中华企业”只不过是一句用来鼓励所有海外中国人把商业利益和爱国情怀紧紧系在一起的口号。

本月初，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名委员之一——在政协发表讲话，向那些努力加强和促进与世界各地海外华人关系的代表们表示了祝贺。

“他们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他说。

今天，中国大陆各行各业的每一家企业，无论大小和规模，都身披红旗，极力与官僚政客甚至银行经理发展关系。尤其在是否能确保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工业经济提供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的今天，这样做越发显得重要。

在最新成立的能源政策协调委员会名单上，有人注意到了国安部部长和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名字。

虽然斯坦美兹与几内亚的关系在2008年12月几内亚总统康蒂（Lansana Conte）被暗杀后侥幸得以存活（他与康蒂的第四任夫人有着亲密的关系），但是对康蒂接班人卡马拉（ Moussa Dadis Camara）失败的暗杀行动却伤害了他与该国的关系。

在中国退休高官的陪同和引荐下，斯坦美兹正在忙碌地寻找中国合作伙伴，联手开发力拓在西芒杜矿权区属于他的那部分。

“他为了让工程早日开始，正忙于找人，连他们的狗也不放过。”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

中铝公司已经拒绝了他的“求婚”。

“中铝没有答应，因为这不是专业的做法。”中铝的王文甫去年告诉《每日商情》。

关注力拓与中铝谈判的观察家分析说，如果他们最终在西芒杜铁矿开采工程上成为合资伙伴，这将是对中国政府的一次考验，能检验他们对类似中国国际基金这类新兴公司的真实态度。

中国拒绝艾滋病作家入境

原文标题： Author with HIV refused China visa

作者：麦肯·诺克斯——《悉尼晨锋报》

发表时间：2010年3月6日

获奖作家罗伯特·德塞克斯（Robert Dessaix）原计划在下周与一个作家和出版商代表团前往中国。但是，中国以他是艾滋病患者为由，拒绝向他签发签证。

今年65岁的德塞克斯原定今天启程前往上海，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图书节。他和Les Murray、Alexis Wright、Alice Pung、Morris Gleitzman以及其他国际畅销图书作家，如Louis de Bernieres、Scott Turow和Junot Diaz等，将在图书节上作主题演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邀请外国作家人数最多的一次图书节。德塞克斯的名字昨天晚上还出现在图书节活动的清单上。

按原计划，他将在今后八天前往北京和成都的多个大学和书店演讲，包括与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瑞拉比作公共访谈。这项活动现在显然只能取消了。

“只有中世纪才会这样。这让我感到碰了一鼻子灰。不仅感到羞辱，而且感到侮辱。”德塞克斯说。“（政府）最高层曾代表我出面干涉，但他们还是拒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冷待不光是针对我个人，同时还针对了澳大利亚。”

德塞克斯从未去过中国，他在一个月前提交了签证申请。根据有关申请的规定，艾滋病不会对申请人造成不利影响。他诚实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德塞克斯从未参与过与中国有关的政治活动。他说，澳洲官员告诉他虽然中国方面没有具体解释拒绝签证的理由，但是他们相信他的身体状况是一个问题。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外交事务部拒绝就个案作任何评论。

《悉尼晨锋报》未能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取得联系，听取他们对此事的评论。

德塞克斯将返回他在（塔斯梅尼亚州）侯巴市的家。


原文：http://www.smh.com.au/world/author-with-hiv-refused-china-visa-20100305-pozb.html

土地纠纷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线

原文标题：
China's land disputes at crisis point as revolutionary turmoil beckons, says professor of disenfranchised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日

作者：约翰·伽诺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

当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与一位广受尊敬的中国学者见面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由此会造成的种种“麻烦”。

当然，于建嵘 — 他希望会见的中国教授 — 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加了解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和政治现状了。

时间是2008年3月，西藏发生暴乱的月份，也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即将在北京大学作其反应强烈的人权演讲前的几个星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于教授的单位 — 向中央宣传部请示，并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们（社科院）当时特别紧张。因为通常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于教授在（2009年）12月26日在北京律师协会演讲时谈到这件事。他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出现在一些中文网站上。

“所以我们单位就行动起来了，就像你们律师一样，事先开会，组织大家猜对方将可能问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回答等等。”他回忆说。

当讲起中国政府官员如何谨慎地安排回答问题主次时，于教授的语气中无不充满自嘲。看来官僚主义的那一套让他感到拘谨。

就在（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拉比博士提出与于教授见面的要求之前不久，这位中国学者打扮成农民，在北京的“请愿村”生活了数个星期，考察了解居住在这里的那些同胞明知希望渺茫却坚持寻求公理的原因。

出于某些原因，于教授似乎能在中国社会政治底层社群和上层精英团体之间的巨大沟壑之间自由地来回跨越。当没有深入那些要求获得国家公正待遇的农民和工人群体中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与官员们开会访谈，与政府部长们讨论政务，陪同最高层的领导们乘坐贵宾客机四处视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于教授在诸多方面所作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和分析成了他的政治保护伞。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与国外媒体交谈，因为他不想知道这顶保护伞的牢固程度。

根据中国另外一名著名学者提供的情况，中央宣传部不久前拨出一笔数额不菲的专款，要求于教授调查研究全国各地频频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一名真正的专家来发现这些问题”。

回到2008年。拉比博士的问题正中要害，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囊机构和全球最强大的宣传机器，甚至于教授，都一时无法招架。

“最后，他来了，但是没有问一个我们认为他会问的问题。”于教授告诉出席会议的律师们。

“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三个地区的中国农民在2007发表宣言，宣布土地私有化。如果有一天全中国农民都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当时就晕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预先准备。我回答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目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拉比博士的问题针对的是2007年12月在黑龙江、陕西和天津三个地区农民宣布土地私有化，并实施分地的一系列事件。我曾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次冲突，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界。可以说是一场情况非常严重的土地冲突，几乎是一场战争。

这场奥运前的革命小高潮虽然已经退去，但是其带来的冲击并未完全消失。今天，中国宪法依然不承认农民的个人土地所有权。放弃土地一向被认为是全心全意跟随共产党的最基本的实际行动。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中心。

生活贫穷的农民没有属于他们的财产可以有效地用于交易或是抵押贷款。土地往往是他们唯一的财产。但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狐朋狗友们正在不断地变相占取他们的土地，以远远高于征收的价格转售给发展商。从中牟取的暴利则成为政府的财政来源甚至是个人的“灰色”收入。

廉价和以不义手段得来的土地成了目前推动建筑行业和工业生产日益发展的动力。根据UBS经济分析员王涛的研究，地方政府去年售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2%。其他经济学家也不断地发出警告，一旦系统崩溃将给地方政府和银行金融系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提出严厉警告并采取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干预，政府官员强抢巧取农民土地的事件有增无减。

“自2004年以来，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致命问题。”于教授表示。中央政府在那一年废除了农业税，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掘其他可以代替税收的财政收入。

“在抗议税收时，农民们通常把矛头指向各县和乡镇政府。但是在各种土地纠纷中，他们的抗议目标是市、省甚至中央政府。”他说，“最重要的是，大规模暴乱事件日益增加。”

其中不乏黑社会成员兴风作浪，大打出手。

“目前，90%的土地纠纷事件有黑社会背景。”于教授表示。

他认为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机的关口。

“矛盾加深导致社会压力膨胀，导致所有人感到无路可走，进而逼迫各种社会势力寻找一个共同底线。”于教授说，“社会将出现日益严重的动荡，所有社会秩序将被摧毁。”

“选择只有两个。第一，对毁灭性后果的恐惧或许会让各个利益团体退让妥协，达成一个理智的共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合理的底线。第二，如果这样的妥协没有出现，那么一场将会动摇根基的革命就有可能出现。”

在第一个选择中，什么是“理智的妥协”呢？它也是一场革命：那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不再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不要谈什么思想意识，不要回头看毛泽东的年代，也不要谈邓小平时期。捍卫我们的宪法，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于教授表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一切都无法得到保障。一次又一次，我们被打得落荒而逃。我们能坚守住这一道最后的防线吗？”

原文：http://www.smh.com.au/business/chinas-land-disputes-at-crisis-point-as-revolutionary-turmoil-beckons-says-professor-of-disenfranchised-20100228-pb4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