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5 March 2010

土地纠纷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线

原文标题:
China's land disputes at crisis point as revolutionary turmoil beckons, says professor of disenfranchised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日

作者:约翰·伽诺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

当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与一位广受尊敬的中国学者见面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由此会造成的种种“麻烦”。

当然,于建嵘 — 他希望会见的中国教授 — 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加了解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和政治现状了。

时间是2008年3月,西藏发生暴乱的月份,也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即将在北京大学作其反应强烈的人权演讲前的几个星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于教授的单位 — 向中央宣传部请示,并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们(社科院)当时特别紧张。因为通常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于教授在(2009年)12月26日在北京律师协会演讲时谈到这件事。他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出现在一些中文网站上。

“所以我们单位就行动起来了,就像你们律师一样,事先开会,组织大家猜对方将可能问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回答等等。”他回忆说。

当讲起中国政府官员如何谨慎地安排回答问题主次时,于教授的语气中无不充满自嘲。看来官僚主义的那一套让他感到拘谨。

就在(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拉比博士提出与于教授见面的要求之前不久,这位中国学者打扮成农民,在北京的“请愿村”生活了数个星期,考察了解居住在这里的那些同胞明知希望渺茫却坚持寻求公理的原因。

出于某些原因,于教授似乎能在中国社会政治底层社群和上层精英团体之间的巨大沟壑之间自由地来回跨越。当没有深入那些要求获得国家公正待遇的农民和工人群体中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与官员们开会访谈,与政府部长们讨论政务,陪同最高层的领导们乘坐贵宾客机四处视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于教授在诸多方面所作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和分析成了他的政治保护伞。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与国外媒体交谈,因为他不想知道这顶保护伞的牢固程度。

根据中国另外一名著名学者提供的情况,中央宣传部不久前拨出一笔数额不菲的专款,要求于教授调查研究全国各地频频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一名真正的专家来发现这些问题”。

回到2008年。拉比博士的问题正中要害,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囊机构和全球最强大的宣传机器,甚至于教授,都一时无法招架。

“最后,他来了,但是没有问一个我们认为他会问的问题。”于教授告诉出席会议的律师们。

“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三个地区的中国农民在2007发表宣言,宣布土地私有化。如果有一天全中国农民都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当时就晕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预先准备。我回答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目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拉比博士的问题针对的是2007年12月在黑龙江、陕西和天津三个地区农民宣布土地私有化,并实施分地的一系列事件。我曾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次冲突,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界。可以说是一场情况非常严重的土地冲突,几乎是一场战争。

这场奥运前的革命小高潮虽然已经退去,但是其带来的冲击并未完全消失。今天,中国宪法依然不承认农民的个人土地所有权。放弃土地一向被认为是全心全意跟随共产党的最基本的实际行动。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中心。

生活贫穷的农民没有属于他们的财产可以有效地用于交易或是抵押贷款。土地往往是他们唯一的财产。但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狐朋狗友们正在不断地变相占取他们的土地,以远远高于征收的价格转售给发展商。从中牟取的暴利则成为政府的财政来源甚至是个人的“灰色”收入。

廉价和以不义手段得来的土地成了目前推动建筑行业和工业生产日益发展的动力。根据UBS经济分析员王涛的研究,地方政府去年售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2%。其他经济学家也不断地发出警告,一旦系统崩溃将给地方政府和银行金融系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提出严厉警告并采取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干预,政府官员强抢巧取农民土地的事件有增无减。

“自2004年以来,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致命问题。”于教授表示。中央政府在那一年废除了农业税,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掘其他可以代替税收的财政收入。

“在抗议税收时,农民们通常把矛头指向各县和乡镇政府。但是在各种土地纠纷中,他们的抗议目标是市、省甚至中央政府。”他说,“最重要的是,大规模暴乱事件日益增加。”

其中不乏黑社会成员兴风作浪,大打出手。

“目前,90%的土地纠纷事件有黑社会背景。”于教授表示。

他认为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机的关口。

“矛盾加深导致社会压力膨胀,导致所有人感到无路可走,进而逼迫各种社会势力寻找一个共同底线。”于教授说,“社会将出现日益严重的动荡,所有社会秩序将被摧毁。”

“选择只有两个。第一,对毁灭性后果的恐惧或许会让各个利益团体退让妥协,达成一个理智的共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合理的底线。第二,如果这样的妥协没有出现,那么一场将会动摇根基的革命就有可能出现。”

在第一个选择中,什么是“理智的妥协”呢?它也是一场革命:那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不再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不要谈什么思想意识,不要回头看毛泽东的年代,也不要谈邓小平时期。捍卫我们的宪法,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于教授表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一切都无法得到保障。一次又一次,我们被打得落荒而逃。我们能坚守住这一道最后的防线吗?”

原文:http://www.smh.com.au/business/chinas-land-disputes-at-crisis-point-as-revolutionary-turmoil-beckons-says-professor-of-disenfranchised-20100228-pb4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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