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拒绝艾滋病作家入境

原文标题： Author with HIV refused China visa

作者：麦肯·诺克斯——《悉尼晨锋报》

发表时间：2010年3月6日

获奖作家罗伯特·德塞克斯（Robert Dessaix）原计划在下周与一个作家和出版商代表团前往中国。但是，中国以他是艾滋病患者为由，拒绝向他签发签证。

今年65岁的德塞克斯原定今天启程前往上海，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图书节。他和Les Murray、Alexis Wright、Alice Pung、Morris Gleitzman以及其他国际畅销图书作家，如Louis de Bernieres、Scott Turow和Junot Diaz等，将在图书节上作主题演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邀请外国作家人数最多的一次图书节。德塞克斯的名字昨天晚上还出现在图书节活动的清单上。

按原计划，他将在今后八天前往北京和成都的多个大学和书店演讲，包括与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瑞拉比作公共访谈。这项活动现在显然只能取消了。

“只有中世纪才会这样。这让我感到碰了一鼻子灰。不仅感到羞辱，而且感到侮辱。”德塞克斯说。“（政府）最高层曾代表我出面干涉，但他们还是拒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冷待不光是针对我个人，同时还针对了澳大利亚。”

德塞克斯从未去过中国，他在一个月前提交了签证申请。根据有关申请的规定，艾滋病不会对申请人造成不利影响。他诚实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德塞克斯从未参与过与中国有关的政治活动。他说，澳洲官员告诉他虽然中国方面没有具体解释拒绝签证的理由，但是他们相信他的身体状况是一个问题。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外交事务部拒绝就个案作任何评论。

《悉尼晨锋报》未能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取得联系，听取他们对此事的评论。

德塞克斯将返回他在（塔斯梅尼亚州）侯巴市的家。


原文：http://www.smh.com.au/world/author-with-hiv-refused-china-visa-20100305-pozb.html

土地纠纷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线

原文标题：
China's land disputes at crisis point as revolutionary turmoil beckons, says professor of disenfranchised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日

作者：约翰·伽诺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

当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与一位广受尊敬的中国学者见面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由此会造成的种种“麻烦”。

当然，于建嵘 — 他希望会见的中国教授 — 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加了解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和政治现状了。

时间是2008年3月，西藏发生暴乱的月份，也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即将在北京大学作其反应强烈的人权演讲前的几个星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于教授的单位 — 向中央宣传部请示，并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们（社科院）当时特别紧张。因为通常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于教授在（2009年）12月26日在北京律师协会演讲时谈到这件事。他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出现在一些中文网站上。

“所以我们单位就行动起来了，就像你们律师一样，事先开会，组织大家猜对方将可能问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回答等等。”他回忆说。

当讲起中国政府官员如何谨慎地安排回答问题主次时，于教授的语气中无不充满自嘲。看来官僚主义的那一套让他感到拘谨。

就在（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杰弗·拉比博士提出与于教授见面的要求之前不久，这位中国学者打扮成农民，在北京的“请愿村”生活了数个星期，考察了解居住在这里的那些同胞明知希望渺茫却坚持寻求公理的原因。

出于某些原因，于教授似乎能在中国社会政治底层社群和上层精英团体之间的巨大沟壑之间自由地来回跨越。当没有深入那些要求获得国家公正待遇的农民和工人群体中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与官员们开会访谈，与政府部长们讨论政务，陪同最高层的领导们乘坐贵宾客机四处视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于教授在诸多方面所作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和分析成了他的政治保护伞。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与国外媒体交谈，因为他不想知道这顶保护伞的牢固程度。

根据中国另外一名著名学者提供的情况，中央宣传部不久前拨出一笔数额不菲的专款，要求于教授调查研究全国各地频频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一名真正的专家来发现这些问题”。

回到2008年。拉比博士的问题正中要害，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囊机构和全球最强大的宣传机器，甚至于教授，都一时无法招架。

“最后，他来了，但是没有问一个我们认为他会问的问题。”于教授告诉出席会议的律师们。

“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三个地区的中国农民在2007发表宣言，宣布土地私有化。如果有一天全中国农民都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当时就晕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预先准备。我回答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目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拉比博士的问题针对的是2007年12月在黑龙江、陕西和天津三个地区农民宣布土地私有化，并实施分地的一系列事件。我曾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次冲突，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界。可以说是一场情况非常严重的土地冲突，几乎是一场战争。

这场奥运前的革命小高潮虽然已经退去，但是其带来的冲击并未完全消失。今天，中国宪法依然不承认农民的个人土地所有权。放弃土地一向被认为是全心全意跟随共产党的最基本的实际行动。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中心。

生活贫穷的农民没有属于他们的财产可以有效地用于交易或是抵押贷款。土地往往是他们唯一的财产。但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狐朋狗友们正在不断地变相占取他们的土地，以远远高于征收的价格转售给发展商。从中牟取的暴利则成为政府的财政来源甚至是个人的“灰色”收入。

廉价和以不义手段得来的土地成了目前推动建筑行业和工业生产日益发展的动力。根据UBS经济分析员王涛的研究，地方政府去年售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2%。其他经济学家也不断地发出警告，一旦系统崩溃将给地方政府和银行金融系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提出严厉警告并采取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干预，政府官员强抢巧取农民土地的事件有增无减。

“自2004年以来，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致命问题。”于教授表示。中央政府在那一年废除了农业税，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掘其他可以代替税收的财政收入。

“在抗议税收时，农民们通常把矛头指向各县和乡镇政府。但是在各种土地纠纷中，他们的抗议目标是市、省甚至中央政府。”他说，“最重要的是，大规模暴乱事件日益增加。”

其中不乏黑社会成员兴风作浪，大打出手。

“目前，90%的土地纠纷事件有黑社会背景。”于教授表示。

他认为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机的关口。

“矛盾加深导致社会压力膨胀，导致所有人感到无路可走，进而逼迫各种社会势力寻找一个共同底线。”于教授说，“社会将出现日益严重的动荡，所有社会秩序将被摧毁。”

“选择只有两个。第一，对毁灭性后果的恐惧或许会让各个利益团体退让妥协，达成一个理智的共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合理的底线。第二，如果这样的妥协没有出现，那么一场将会动摇根基的革命就有可能出现。”

在第一个选择中，什么是“理智的妥协”呢？它也是一场革命：那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不再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不要谈什么思想意识，不要回头看毛泽东的年代，也不要谈邓小平时期。捍卫我们的宪法，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于教授表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一切都无法得到保障。一次又一次，我们被打得落荒而逃。我们能坚守住这一道最后的防线吗？”

原文：http://www.smh.com.au/business/chinas-land-disputes-at-crisis-point-as-revolutionary-turmoil-beckons-says-professor-of-disenfranchised-20100228-pb4n.html

过时的政治流氓伎俩让马来西亚成为国际笑柄

原文标题：Outdated political thuggery embarrasses Malaysia

发表时间：2010年2月23日

作者：彼得∙哈切 — 《悉尼晨锋报》国际事务编辑

愚蠢的集权者们用军队、打手和枪杆子弹镇压对手，而法律和法庭则是聪明集权者的首选武器。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属于前者；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属于后者。
从表面上来看，选举、议会和“独立运作”的法庭反映了李马执政下的国家民主机制的良好运作，但是在这幅帷幕的背后，整个系统其实已被剖腹清肠，而目的就是要保证执政党能够继续掌权。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掌新加坡政权已长达五十年，他们常用的简单伎俩就是控告反对党成员诽谤。驯服听话的法庭判决被告必须支付巨额赔偿金，结果当然是被告破产、被监禁或是流亡国外。
亚洲人权观察总干事费尔∙罗伯逊上个月发表评论说：“新加坡可以说是政治压制的范例。”对这位爱管闲事的西方人，新国政府的反应是耸耸肩膀说：“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清廉和透明的政府。”
军人住在兵营中，也没有打手队在凌晨三点砸开老百姓的家门。一切都是合法的，难道你看不见吗？外国投资者当然与政府夫唱妇随，乐得其所。但是，当执政党掌握了一个国家议会98%的席位后会有什么后果呢？你可能会问，国会依然是选举产生的，这难道还不够吗？
虽然前总理李光耀在1990年就已卸任，他现在的头衔只是内阁资政——一个专为他设立的内阁职位——但是他建立的系统依然得到承传光大。由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吴作栋和现在的李显龙——李的儿子，与自己的前任和老爹一样聪明，极力保护着这个权力系统的表面合法性。
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虽然从未具备李光耀那样的含蓄和圆滑，但他依然不失为一名聪明的集权者。他把司法系统变为自己的扯线木偶，通过它来为所欲为。最令人侧目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马哈蒂尔先是抱怨法庭“过于独立”，随即罢免了律政部长和首席大法官，同时还命令五名最高法院主审法官停职。从此之后，法庭再也没有给马来西亚国家阵线党带来任何麻烦。至今为止，国阵党和它的前身已在马来西亚连续执政长达五十四年。
毫无疑问，借助司法机制废黜法官比用枪杆和子弹镇压示威者要来得聪明。法庭上的大屠杀场面远远不够精彩，不能带来收视率，所以你别指望会在CNN上看到实况转播。这些事件就这样躲过了全世界人的眼睛。但是，这并不能减轻它们的强权镇压的本质。当马哈蒂尔在1998年大选中面对副总理和法定接班人安华∙尹博尔汉的权力挑战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借法律之手来清除这位魅力十足又比自己年轻的对手。
他公然导演了一幕政治闹剧，以鸡奸罪罪名逮捕了安华。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保守国家，鸡奸是一项十恶不赦的罪名。即使在今天，鸡奸罪最高刑罚可达20年监禁。警察特别侦缉科伪造证据，胁迫证人提供伪证。安华从警察拘留所被带进法庭时，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乌青。以后证实，这是警察总长殴打安华所致。
法庭的最后判决当然可想而知。法庭认定安华鸡奸助手和演讲撰稿人穆纳瓦∙阿尼斯罪名成立，判处这位前副总理监禁六年。现在定居美国的穆纳瓦在事件过去后表示自己是受到威胁逼迫才违心指证安华的。“在被马来西亚警察特别侦缉科拘留的那些日子，我知道了被迫与妻子和孩子分离是怎样的感觉。”穆纳瓦上个月在《华尔街时报》撰文说。
“我知道了被搜身和拘禁的滋味——不能打电话、双手被铐、双眼被蒙住、赤身裸体、无止境的审问、被羞辱、被人注射药物、被剥夺睡眠、被虐待和拷打……还有胁迫勒索，警察律师的威吓，凌辱折磨，最后才不得不作出完全是违心虚假的坦白。”
安华一案使马来西亚政府受到来自国际各界安华崇拜者的巨大压力，这些崇拜者中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英国现总理高顿∙布朗。2003年恰逢马哈蒂尔退休卸任总理职务，法庭借此机会重审安华案并推翻了原先的判决。2004年，安华被释放出狱。
他在2008年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重回政坛，成为国家阵线党的对手。他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让反对党在选举中小有成就。2008年3月，在安华的挑战下，国阵党虽然大选获胜，但是失去了他们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三分之二大多数国会议席。
面对安华势力，国阵党总理纳杰布∙拉扎克使出了马哈蒂尔曾经用过的招数。执政党大选受挫后四个月，安华再次被捕，再次以鸡奸罪被控入狱，如出一辙的一场政治闹剧再次公然上演。《星报》称这个案件为“鸡奸案续集”。
安华究竟为何让对手如此惧怕呢？
“就目前情况来看，”新南威尔士州大学专家卡尔∙泰亚解释说，“除安华外，没有一位领袖有能力将一个穆斯林政党和一个华人政党团结起来组成反对同盟，也没有其他人有能力承担总理的职能，也没有其他人拥有安华所具备的经验和国际知名度。”
这个贻笑万邦的案子只能显示出纳杰布政府的绝望和卑劣，也让马来西亚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如果说在马哈蒂尔时期这样操纵司法或许还能算得上是聪明的集权统治手段，那么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这样做等同于把马来西亚的未来当儿戏。
原文：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outdated-political-thuggery-embarrasses-malaysia-20100222-ornl.html